啸海也察觉到了身后的目光，停下笔来，转过身去问道：“华姐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要和我说？”
“冬至快两岁了，除了他出生那年以外，再也没有回过常熟。”铭华说得有些心虚，“我想今年过年的时候带他回去看看公爹和婆婆。”
“也好，正好我想把天宝也带回常熟。”啸海没有注意到她对自己父母的称谓，而是一心想给天宝找个归宿。
可是他们的回乡之旅却并没成行。
随着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越发疯狂，上海的局势也更加紧张。
1934年1月，刘英作为闸北区团高官，回到了上海。她接到的第一个命令，就是组织大昌绸缎厂的罢工行动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啸海心急如焚。
铭华只能安慰他：“啸海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写信给盛亮同志，再与他讲明利害得失，他会理解的。”
“没有用了！”啸海颓然地坐在书桌前，“这是李书记亲自决定的，也是与盛亮同志商定好的。”
铭华一时间也没了主意。
啸海突然抬起头，看看铭华，“接下来一段时间，你先不要去工作了。我让二姐先回老家，你留在家里照顾冬至。”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铭华很不情愿，参加工作是她了解世情的一个重要渠道，而纱厂也是第二工作组的主要阵地之一。
啸海安抚她：“你别着急，听我说。我还在努力说服第三工作组不要参与罢工行动。但是你的工作和第三工作组之间联系比较密切。我不想让你成为两个工作组之间的冲突点。我想以我个人名义争取把这件事处理掉！”
铭华非常不满意啸海的“个人主义”，反驳他：“我们是一个集体，一个团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见外？”
“这不是跟你见外，这是工作需要，这是命令！”啸海难得严肃起来。
公历元旦刚过，啸海买了一张火车票，把芷竹送回了老家；而铭华借口孩子太小，无人照料，向张君明请了长假。